词语翻译

举个例子，family的译法：

原文：Do you have a family?

译文1：你有家庭吗？

译文2：你成家了吗？

辨析： 译文1完全照字面搬过来， 译文2将have a family译成“成家了”似乎很贴切，然而两者都是错误的。

family一词指的是“家庭中的成员”不错，但在这个句中是强调指孩子，全句意思是：你有孩子了吗？（重点在于有养育孩子的责任。）英美人所说的family 一般不包括祖辈，也不包括已成婚的子女。

《环球时报》〔2003/01/29〕

词汇空缺： 语言之间的词汇空缺现象是一种普遍存在而又给翻译造成很多困难的现象，可以概括为：一、由于生活环境、经验的差异而引起的词汇空缺”；二、由于风俗习惯的不同而引起的词汇空缺；三、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引起的词汇空缺；四、由于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不同而引起的词汇空缺；五、由于语言或非语言方面的原因而引起的词汇空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语言常常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是一种社会现象。人们生活、劳动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里，就会产生出什么样的语言。如果某一事物在人们所生活的客观环境里不存在，那么语言中就可能出现空缺。比如在英国，竹子不是一种土生土长的植物，因此，语言中就缺乏这方面的原始词汇。汉语中的“笋”字只能译成“bamboo-shoot”（意即“竹芽”），甚至连bamboo这个词也是从外来语接引过去的。又比如“salad”（色拉）这种凉拌蔬菜源于法国，英国人最先没有这道菜，语言中也不存在这个词，只好从法语中原封不动地移过来。其次由于风俗习惯的不同，不同语言之间可能出现相对的词汇空缺现象。中国人把生孩子、娶媳妇、贺生日称为“红喜”，把死人的事称为“白喜”，语言中也有“红白喜事”的表示法。对于没有接触过中国文化或佛教文化的欧美人来说，把死人也当成一大“喜事”，令人大惑不解。欧美人多信基督教，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世上一切也都按上帝的旨意安排。而在传统中，中国人心目中只有“开天辟地”的盘古和“主宰自然界”的天老爷。“上帝”（God，Dieu，Gott）和“天老爷”所代表的东西不相同，含义也不一样。特别是“上帝”这个概念，它具有较浓的基督色彩，是欧美文化的个性，虽然我们可以把英语的“My God!”译成“天哪！”把法语的“Dieu soit loue”译成“谢天谢地”，但反过来把汉语的“天”译成“God”或“Dieu”，有时就不很合适。翻译古典文献时尤其如此。再如，汉语和英语中都有“龙”的字眼，但“龙”在英语文化中是没有“地位”的爬行动物，是可怕的恶的象征，在汉语中则恰恰相反。在我国古代，龙就是皇帝的象征，后来又引申为高贵、珍异的象征，语言中也就相应出现了“龙颜”、“龙袍”、“龙床”、“望子成龙”等等褒义表达法。另外，人们由于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不同亦会导致语言产生词汇空缺现象。亦即说，有时人们虽然生活在同一客观环境里，但对某些客观事物却各持己见，对代表那些事物的语言赋予不同的意义。如汉语和英语中“狗”的含义大小不一样。汉语中“狗腿子”、“狗杂种”、“狗崽子”、“狗胆包天”、“狗急跳墙”、“狗屁”等等所表达的意义，在英语的“dog”词汇上属空缺。

（谭载喜，见《中国翻译词典》）

纪德是最理解莎士比亚的法国作家之一。在他看来，“没有任何作家比莎士比亚更值得翻译”，但同时，“也没有任何作家比他更难翻译，译文更容易走样”。纪德对莎士比亚的理解是双重的，既是精神的，也是语言的。他在与莎士比亚的相遇与相识中，经历了一系列的考验。对他在翻译中经历的这番历史奇遇，他曾在为七星文库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集》撰写的前言中作了详尽的描述：描述了两种文化与两种语言之间的遭遇，也揭示了翻译中译者所面临的种种障碍。

纪德首先看到的，是语言与文化层面的逻辑性，这涉及到不同语言的思维方法。他说：“莎士比亚很少考虑逻辑性，而我们拉丁文化缺了逻辑性就踉踉跄跄。莎士比亚笔下的形象相互重现，相互推倒。面对如此丰富的形象，我们可怜的译者目瞪口呆。他不愿意对这种绚丽多彩有丝毫遗漏，因此不得不将英文原本中用仅仅一个词表示的暗喻译成一个句子。原来像蛇一样紧紧盘成一团的诗意，如今成了松开的弹簧。翻译成了解释。逻辑倒是很满意，但魅力不再起作用。莎士比亚的诗句飞跃而过的空间，迟缓的熊虫一瘸一拐才能走完。”在紧密的逻辑与丰富的形象之间，英语与法语的天平有所侧重，在两者的遭遇中，译者的无奈与局限源于文化与语言的巨大差异。

头脑清醒的纪德没有丝毫责备英语或莎士比亚的语言的意思，相反，在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中，他充分意识到了母语的缺陷。他说：“只有在接触外语时，我们才意识到本国语言的缺陷，因此，只会法语的法国人是看不到缺陷的。”他的这一观点与德国作家歌德的观点几乎是一致的。异之于我，可作一明镜，从异中更清楚地照清自身。在这个意义上，与异语文化的接触，有助于认识母语与母语文化的不足。看清了自身的不足，便有可能从异语异文化中去摄取营养，弥补自身，丰富自身。

在艰难的翻译中，纪德亲历了种种障碍，他结合翻译中的具体例证，作了某种意义上的剖析与归纳，其中几条颇具启发性。

首先是词语层面的对等问题。他指出：“几乎总发生这种情况：即使当一个词指的是精确物体，而且在另一种语言中也有精确的对应词，但它是一种联想与模糊回忆的光环，一种谐波，它在另一种语言中是不一样的，译文中是无法保留的。”纪德这儿谈及的，是文学翻译中一个十分微妙而棘手的难题。从指称意义上看，甲乙两种语言中的词可以是相对应的，但问题是该词在不同语言中却有可能给人以不 同的联想，或具有相当微妙的内涵意义。这样在翻译中便有可能给译者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寻求指称意义上的对应，还是联想意义上的融合？从英语到法语，特别是善于运用词语制造丰富联想意义的莎士比亚，给纪德造成的困难，便不仅仅是语言表达层面的取舍，而是文化意义的移植。

其次是面对莎士比亚戏剧文本中出现的多义性或意义含糊的情况，纪德又遭遇到了两难的选择。从翻译的根本任务来看，“译意”，为翻译的第一要义，而理解是译意的基础。但问题是，“莎士比亚有无数段落几乎无法理解，或者具有二、三、四种可能的解释，有时明显地相互矛盾，对此评论家议论纷纷。有时甚至存在好几种文本，出版商在取舍时犹豫不定，人们有权怀疑最通常接受的文本也许是错误的。”面对这种情况，纪德认为译者无疑要对如下的问题作出选择性的回答：在原文多种的含意中，“该选择哪一种？最合理的？最有诗意的？还是最富联想的？抑或，在译文中保持含糊性，甚至无法理解性？”纪德给自己或给译者提出的这些问题，是值得每一个文学翻译家去认真思考的。多义可以使读者产生丰富的联想，而意义的含混则有可能给读者开拓广泛的想像空间。文学文本的多义性和意义含混性问题，是文学理论研究者颇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译者所应该细加对待的。面对多义的文本，首先要求译者能真正深刻地领悟到原文本的意义和原作者的意图，这是基础的基础，因为只有全面理解了，才有可能从整体的效果出发，经过全局地衡量，作出不可避免的取舍。

纪德面临莎士比亚给他造成的种种障碍和给他出的道道难题，没有像伏尔泰、夏多布里昂等前辈那样对莎士比亚的“趣味”或文风加以责难，而是从译者的角度，在语言与文化接触与交流的层面，对种种障碍与困难出现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如果说每个译本不可避免地都多多少少背叛了莎士比亚，但至少不是以同一种方式。每种译文都有其特殊功效，只有当它们聚合起来才能重现莎士比亚天才的绚丽光彩”。经过几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法国人在与莎士比亚的遭遇、相识与种种冲突中，最终看到了莎士比亚天才的绚丽光彩，而翻译在其间起到的作用，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许钧 《“遭遇”莎士比亚》）